青岛消失的老行当
现李沧区晓翁社区，以前叫小瓮（瓮：即水缸）头。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晓翁村以烧制小瓮而得村名。他们烧制的瓮一般拉到集市出售，当年台东三路商圈的龙门路有许多土产店，还有南山的“破烂市”都有大缸销售点。
用的大缸多了，在使用过程中不免损坏，或冬天冻破，或小孩淘气砸破，或搬动过程中碰破。由于那时百姓普遍贫穷，做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缸破了，舍不得扔掉，还要找人修补修补继续用，于是，锔大缸的营生便应运而生。
锔缸的师傅称作“箍漏子”，锔大缸就是把破碎或有裂纹的缸，通过打锔子还原成不漏水的缸的一门手艺。锔大缸的师傅走乡串户，还兼顾补锅、锔盆、锔碗等，吆喝着“锔锅、锔碗、锔大缸唻……”
谁家要锔东西，就把师傅请进家，师傅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蒙一块厚布，用刷子把裂纹处刷干净，然后把破碎的缸用绳子绑起来固定好。从工具箱里拿出杆钻，杆钻上端缠着牛皮绳，上下按压，带动杆钻旋转，在缸上打眼，视大缸的破裂程度打眼多少，最后用铁锔子嵌入眼内固定住破缸，外面抹上油灰就算补好了。
如今在没有自来水的农村，或定时供水的农村，还在使用大缸盛水，只不过现在条件好了，大缸破了扔掉了事，锔大缸的自然而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解放初，沙岭庄村有个叫白铁匠的手艺人，姓张，靠白铁手艺为生，后来人们都叫他白铁匠，不知道的还认为手艺人姓白呢。
白铁匠使用的工具很简单，一把尺，一把剪刀，一把木锤，一把铁锤，一段铁轨，按用户的要求能打造出所需的各种家什。生活中常用的簸箕、铁烟囱、水桶、壶底、锅底等，他都能做，都能补，周边百姓家几乎家家都请他做过活。以打水桶为例，下好料，在水桶的上下各打一圈凸凹痕，不用任何辅助手段，全靠卷边连接的手艺，把一只圆桶，上下左右连接得滴水不漏。水桶最容易坏的地方是桶底，水桶底长时间存水就容易生锈，时间一长就锈透漏水，漏水不要紧，让白铁匠换个底继续用。一到冬天，单位和居民家中都用煤炉取暖，煤炉的排烟管是白铁皮制成，一根根烟筒接起来，看似简单，其实要求很高，要做到严丝合缝不漏烟。这种白铁皮烟筒不贵，但经过煤气腐蚀很容易生锈腐烂，一两年就得换一次，因此生意很红火。烟筒拐脖很难打，九十度直角，要先画好样子，通常用油毡纸做样板，依葫芦画瓢，剪好后，卷起来，对缝，就成功了。做白铁壶工艺复杂，里面有三角几何等各方面的技术，没有文化的白铁匠全靠祖辈传艺，多琢磨勤实践，熟能生巧，才能技艺娴熟。
白铁匠就靠这手艺拉扯大了2个儿子。儿子长大后，他把手艺全传给了儿子。老大解放后进了四方机厂，是个有名气的板金工，培养的徒弟无数，是个老八级。退休后，工厂里碰上白铁技术上的难题，还要请教老人。老二继承了父亲的看家本领，靠白铁为生，“文革”结束初期，因为老师紧缺，还曾经被化工学院邀请去讲几何画法等。“天圆地方”一般教授讲起来都吃力，而张家老二土法上马，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找了块薄铁皮，用手掰来掰去，在课堂上演示怎么做“天圆地方”，一堂深奥的理论课，变成了一次情趣盎然的实践课，上课的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有的至今仍记忆犹新。
现在白铁匠已不多见了，只剩下不多的老年师傅在城市的一角用木锤敲打出烟筒，敲进一段平凡而踏实的岁月。
旧时，青岛地区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烧火炕。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尤其是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如今睡火炕的越来越少了。但在过去，谁有一手盘锅台搭火炕的手艺相当吃香。
那时，家家都有一二口八印大锅，用来烧水做饭。余火不能浪费，通过烟道经过火炕，然后由烟囱将烟排出。盘好的锅台和搭好的火炕，要做到好烧、省柴、不倒烟，这就看泥瓦匠的手艺了。
三块砖头支个锅，成了一个家，锅台是家里最重要的设施。传统煮饭用的台面，距地面一米左右，一般用砖石、土坯制成，为四方形，中间放锅，前面有进柴口和出灰渣口、后面有出烟口、旁侧有进风口（也可放置风箱）。
盘锅台讲究内弯、外直、上平。内弯是指锅台内部，像倒扣的蜂窝，让燃料充分燃烧，又要节约。一般用泥巴垒成，烧坏了，把锅拿起来，再用泥巴修复原状。外直是指锅台的外部，要方方正正。上平是指锅台的台面要平。后来有人发明了水泥做成的预制板锅台面，后来又有人在锅台面贴上磁砖、马赛克等，把锅台弄得既漂亮又便于清理。
搭火炕是力气活和技术活相结合的一个营生。先把旧火炕拆掉，将黑焦的炕坯搬运到外面空地上，并且要把炕坯打碎，还要不停地往打碎的炕坯上浇水，为的是让烧得又黑又焦的炕坯吸收水分，使之松软，将打碎的炕坯尽量堆成一个坟堆状，待全部炕坯打碎后，用泥巴将整个坟堆状的炕坯抹起来，防止水分跑掉，放置一段时间经过充分发酵后，再把旧炕坯捣碎，这可是种庄稼的好肥料，俗称“炕肥”。因为这些炕坯经过数年的烟熏火燎，里面含有庄稼喜欢的氮、磷、钾等元素，是农家的一个“宝”。
最能体现技术的当属搭火炕了。搭火炕要用土坯支好烟道，烟道曲曲弯弯，状如迷宫。要在关键部位留好分烟处，让烟均匀通过火炕，免得火炕有的地方烫人，有的地方不热，这全靠泥瓦匠的技术。最关键的是在通往烟囱的地方留一倾斜的土坯，角度要恰到好处，太直了挡烟，锅灶不快，太平了，火都抽走了，浪费柴草。
上世纪60年代以后，煤代替了柴草，生活越来越好，锅越来越小。到80年代以后，煤气成了做饭的主燃料，大锅灶消失了。不过市郊很多农家宴把火炕当作招牌之一，特别是到了冬天，火炕暖暖的，哈（喝）个热黄酒，多少还有点恋旧的情怀衬托在里面。
旧时，青岛市民生活很困难，有时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居家过日子，盆盆碗碗总不能少，除了饭盆、脸盆必须花钱买外，其他用途的就想到了用替代品，为的是省几个钱。
过去，青岛各造纸厂的周围，都有很多废弃的纸浆，这是因为当时生产工艺落后造成的。不知是谁先发明的，挖纸浆回家，废物利用，打成纸缸，生活中盛东西用。
打纸缸一般选择干燥的春秋天，先把纸浆泡成糊糊状，没有纸浆的，也可搜集尽量多的废纸，将这些旧书、旧报、废纸、废纸盒之类的东西撕碎后泡在水里，用水浸泡几天，然后用手搓成泥状备用。
最重要的还要选择一个大小适中、自己中意的缸为模，农家不难找到一些坛子、水缸、脸盆等用具。按比例备齐料，混在一起像揉面团一样揉匀。把选好的缸模倒扣在平整的地上，一定要选择在院子里比较通风却又不直接被日光照晒的地方。从缸底部开始，用手把已经泡成糨糊样的纸浆捞出稍挤一下水分，一层一层地抹在缸模的外边，抹到半厘米厚即可，拍打均匀，因为在朝模具糊纸浆时要用力拍打，所以这个活叫“打纸缸”，不能太薄，否则不结实。还要保证没有缝隙，直到缸的边沿。完成后，直接晾晒在那里。
下面的工作就是在逐步风干的过程中，用一个小擀面杖在其表面不断地按压滚动，使之变实，直至纸制的缸体与缸模中间出现一个缝隙，待到干到一定程度时，把倒扣的纸缸拿下来，使之与缸模分离，这就是纸缸的雏形，用剪刀把边沿剪整齐，继续晾干。
待完全晾干后，再把纸缸里、外糊上一层洗净的旧布头，最后里、外贴上花花绿绿的好看的花纸，手巧的媳妇还会剪一些小鸟、花卉图案作装饰。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个盖子扣上，一个漂亮、轻巧耐用的纸缸便做成了。大大小小可做成一套。
最常见的纸缸是针线笸箩，闺女出嫁，娘家要陪嫁纸缸和纸笸箩。每年春节将至，打些浆糊，男人贴对联，女人就找些平时积攒下的烟盒、点心纸、漂亮花纸之类的纸贴在纸缸上，一年又一年，纸缸越来越结实。
更多的家庭纸缸盛的是粮食。粮食放在里面不受潮，盖上盖子，耗子也咬不破。纸缸和纸笸箩曾经是崂山人家家必不可少的家什，大纸缸用来盛放粮食、面粉等，纸笸箩盛放衣服、针线，还有的盛瓜子、花生等。
纸缸和纸笸箩的产生年代和发明人已不可考，但它的产生肯定和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为了省钱过日子，人们宁可出点力、费点事，废物利用发明了打纸缸。但也不排除与青岛的地理环境和气侯有关。沿海气候比较潮湿，陶制的缸盛放粮食缸底会返潮，粮食容易变质。粮食盛在麻袋里，又担心耗子虫子祸害。
时过境迁，现在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打纸缸，说给现在的青年人听，他们真不相信，只有一些中老年人脑海深处还清楚浮现着纸缸的模样。现如今，过去的老纸缸都进了农家博物馆，那些不起眼的家什摇身一变，变成了价格不菲的文物，要找一个还真不容易呢。
青岛的卖水行当大约起步于德占时期。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当时运输业比较落后，基本靠人力地排车、独轮车等。天暖和还好说，渴了累了，坐下来喝点凉水，既解渴又降温。而在冬天，出一身汗再喝一通凉水，弄不好就要出人命，由此，卖水行当应运而生。
烧水用的是大铁锅，木头锅盖，烧柴草，拉风箱助燃。水开后，用瓢舀出盛大碗里。吃饭时，拉地排车的劳力，取出自带的干粮，到水铺赊开水喝，通常年底结算。后来，卖水人发现，光卖水赚钱不多，就兼卖火烧、烟酒、杂货之类，但赊开水喝的传统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仍然存在。后来，烧水工具改革，有了散煤灶，人们用上了锡壶和白铁壶，吃饭喝开水、休闲喝茶水已成为岛城市民习惯。
与此同时，卖井水或者河水的也开始兴旺起来。简单的，是一副扁担，两水桶，早晨挑着水送到主顾家里，倒进水缸。后来，为节省劳力，增加供水量，卖水者又先后改用独轮车、人力或畜力双轮车运水，还建有储水的水房。水车上装有圆形水箱，很多是汽油桶改制的，也有胶皮做的。顶盖前方有约一尺见方的孔，是装水口，后挡板下方正中有一小圆孔，有的还装有竹管，这是出水口，装水时用木塞堵住。这种卖水的车解放后还能见到，明真观吴老道“文革”中曾推着独轮车在沧口一带卖过水。吴老道书法很好，凡有求字者，无不欣然挥毫，落款“推水道人”。
1903年中国第一瓶矿泉水--崂山矿泉水，被誉为中国的“国水”。他们的卖水队伍有了机械化部队，有三轮自行车送水的，也有三轮汽车和四轮汽车，当然他们卖水主要是供应饭店、酒店和旅游景点。这一点从1934年郁达夫日记可窥见一斑：“清游一日计花钱七八元，花时间十小时，步行五六十里，喝汽水啤酒无数，在溪中入浴三次，傍晚七时到青岛寓居。”可见，在偏僻的崂山旅游景区，也有卖水的队伍。
解放后，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卖水行当空前发展，喝白开水改喝茶了。来了客人，下一壶茉莉香茶，高高兴兴喝上几个钟头是常有的事。开始用的七星灶，同时放7个水壶，“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起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扎棚子卖水的人家空前热闹，水开了，大家依次排队，一分钱一壶。这里通常也成了“新闻中心”，张家长李家短的，不绝于耳。再后来有了茶炉，有了鼓风机，花一块钱买一大张水票，每提一壶在小格子上盖一个小圆圈，青岛人叫“卡戳”。那时，自来水都是公共龙头，卖凉水的与卖开水的通常都在一起，水把全村或全宿舍里的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上世纪70年代，大街上时兴卖大碗茶，在路边摆一个桌子，有的也放上几条凳子或马扎，使用玻璃杯子或大瓷碗，倒好凉茶水，再用方玻璃片盖住杯口或碗口，以示卫生。凉茶水生津解渴解暑，当时，卖茶水成为岛城夏季阴凉树下的一景。
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自来水、煤气进入千家万户，以及电热水器的普及，卖水行当渐渐少了，除了在工厂和大学校园里能见到烧柴油的或电茶炉外，大街随处可见的茶炉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什么时候起，卖凉开水的摊子也卖起了可乐、矿泉水，有的干脆全部是瓶装饮料，外加香烟、糖果、卫生纸什么的，凉水摊子改成了杂货铺。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卖水行当又开始火起来。但现在的卖水行当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主要是卖大桶水，机关、银行、商店、酒店、学校等都喝上了大桶水，家庭就不用说了，大桶水进入千家万户，卖水行当成了一个大产业。很多报社都有边送报纸边送大桶水的业务，人们在享受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在喝水上来了个彻底革命。
大粪臭不可闻，人人讨厌，但在过去的年代大粪可是种庄稼种蔬菜最好的肥料，于是就有了买卖大粪的职业。
解放前，各行各业都有为本行业从业人员服务的机构，叫同业公会，按当时**规定，在一个地方有相同性质的行业七家以上就可组织同业公会。买卖大粪的归“金汁业”管，当各同业公会会长开会的时候，坐首席的是“金汁业”会长。可以想象，谁得罪了掏大粪的，几天不给你掏厕所，弄你个臭气熏天，还怎么过活。
据1900年颁布的《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第12条规定：“每房房主必须设立厕所，并应随时洒扫洁净大小便外，别项秽污之物不得倾倒在内，每日须将各项秽物搬除，如请衙行所准承办此事之人代为搬除，自应照衙门所定薪资偿给。若欲在无西人住处址耕种大田者，亦可将秽物倾积在粪坑，而此坑须用砖修砌坚固，毋任浸始可。”把大粪管理纳入法律制度，开青岛地区粪便管理之先河。为避免挖大粪的胡乱要价，1908年颁布《订立倒弃赃物章程》第3条规定“至于脏物之费既在拉粪费一元三角五分以内，不准另外索费。”从这些档案文件可以看出，青岛家庭建立卫生间，有百年历史了。挖粪、运输粪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并且有相关部门负责。
挖大粪的，每天早晨挑着粪筐，带着粪勺满街吆喝。谁家茅坑满了，叫到茅房里，看“货”议价。讲好价钱就可挖走。掏挖大粪是按地区、工种分工，有拉粪车的，有挑挑子的，有背粪筐的。有专掏官茅房的，有入户的，挖到的大粪集结在一起，经过加工，可卖给农村种庄稼。
个中流程是这样的：一、城里人把大小便排进旱厕或者便桶；二、清洁工把旱厕和便桶里的粪便收集起来，装桶或者装车运走，倒进城郊的化粪池；三、粪商定期来收购化粪池里的肥料，运往农村论斤销售。
解放后收大粪的主要是农村人，卖大粪的是城里人。那时住的大都是里院，自家里有小茅房，产生的粪便，有勤快人在大院周围开荒种点菜粮就自产自用，没有地的人家产生的粪便就成了买卖的对象，计量单位一般用桶做单位，一桶屎尿一角人民币，如果屎多的话，就多加一二分。正月的粪价比以往高，因过年了人们总是吃的好一些。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民都住上了楼房，人粪尿随着排水管道集中起来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大粪买卖自然而然逐渐消失了。
本文作者：宋霁，由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青岛城市记忆头条号添加图片并编辑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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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冠英书法每平方尺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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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欧阳询（欧体）、唐朝颜真卿（颜体）、唐朝柳公权（柳体）、元朝赵孟頫（赵体）。
首次披露：谁在替齐白石捉刀治印--艺术收藏--人民网
齐白石、罗祥芷、刘冰庵为李苦禅先生所治印的印谱。(李燕先生供)
一、最早为齐白石捉刀治印者：姚石倩
1932年9月19日，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写道：“近今四川又来一学篆刻者罗祥止，自言十二岁时即学篆刻，用工廿余年，未得门径，此人甚肯用心，又是一刻印家。吾之三千门客，弟外伊亦可为吾替人。人之心性不能知，但只知其聪明也。吾与蜀人之有缘深矣。”
据此信中“弟外伊亦可为吾替人”可知，在1932年以前，姚石倩曾经为他的老师齐白石捉刀代笔，这一点应该是确认的。
姚石倩(1879—1962)安徽桐城人，四川书画篆刻家，齐白石弟子。曾任国民*第二十八军秘书、北川县知事。著有印谱《渴斋印草》。1953年被聘入四川文史馆。
齐白石为姚石倩印谱《渴斋印草》序文曰：“刻印一事，隐僻者自能工。聊以自娱，不求称誉……门人姚石倩前丁巳年(1917)始从予游，庚午(1930)重来京华。见其所刻印，古今融化冶为一炉，删除一切窠臼。
据此可知，姚石倩最早从游齐白石的时间是1917年，时年38岁。此时的齐白石为躲避家乡兵匪之乱来北京，住前门外郭葆生家，后因张勋复辟又随郭葆生逃往天津租界躲避，再回北京后住法源寺，于年底返回湘潭。在当时，齐白石虽然在琉璃厂的“南纸店”挂了润格，但是生意极为清淡，画根本没人要，印也就勉强糊口，以齐白石这样勤奋工作的人，完全没有必要请人捉刀。况且，姚石倩此时刚刚从游齐白石，对于齐氏风格和技法也未必能够迅速领悟，想帮忙，怕也帮不上。
齐白石与姚石倩(1879—1962)等人的合影。照片前排中为齐白石，左侧为姚石倩，后排左测为张冠英。
齐白石作品走红市场，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22年。此前，齐白石混迹北京以卖画刻章谋生。刻印的生意够勉强谋生，但他的绘画几乎无人问津。命运的转折在是年春天，好友陈师曾携带齐白石的绘画作品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中日联合绘画展》，一炮走红，从此“墙内开花墙外香”，逐渐奠定了他的艺术大师地位。
随着齐白石的名气越来越大，卖画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特别是其绘画作品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其刻印的润格，而且，刻印比绘画更加吃力费时，于是一门心思要赚钱的齐白石有意在门内弟子间挑选篆刻优秀者为其捉刀治印，用以满足各色客户之需。
姚石倩“庚午重来京华”，是指1930年，他已经是51岁，“其所刻印，古今融化冶为一炉，删除一切窠臼”，完全有能力并且正是齐白石需要他出力的时候，所以，姚石倩为为齐白石捉刀治印的时间当在“重来京华”的期间。从齐白石与姚石倩交往的信件判断，这段时间也不会太长。
仔细观察齐白石于1932年9月19日致姚石倩的那封信，从语气上可以判断出此时罗祥止刚刚拜师，齐白石认为他具有了“用工廿余年”的篆刻功力，自己准备启用这位弟子“为吾替人”，但是，他显然还没有下定决心，尚处犹豫中，原因是“人之心性不能知，但只知其聪明也。”换句话说，新入门的弟子罗祥止是否会对老师忠心耿耿、死心蹋地替老师捉刀治印？齐白石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罗祥止为何人？据笔者所知，罗祥止(？—1977)四川新都县人，出生在一个旧文人家庭，父亲是位私塾先生。罗家兄弟四人，其排行老三。二哥罗静之及四弟罗新之(1906—1990)，皆为书画家。罗祥止早年随篆刻名家曾默躬(1880—1961)学习篆刻，后转拜齐白石门下。1977年罗祥止在成都去世。
不久前，我新出版了《风流石辟·陆质雅传》——此书中的主角陆质雅先生(1883—1964)是收藏齐白石印章的第一人，庋藏齐印之多之精，已是闻名遐迩。2014年元月9日，本人携带新书前往李燕先生家恳请教正。
李先生是李苦禅大师之子，耳提面命地随父学艺，而苦禅先生是齐白石的大弟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燕先生就是齐白石的徒孙。此时，李燕先生为清华大学的美术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我们谈论起“谁曾为齐白石捉刀治印”这一话题时，今年刚逾七十的李燕先生介绍说，“据我所知，有两位齐白石的弟子为其捉刀治印，一位是罗祥止，一位是刘冰庵，都是我父亲介绍进入齐门的，是我的师叔。”
约在1932年间，罗祥止通过白石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的引介，拜师齐白石学艺。
从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可见，罗祥止拜师齐白石之前，已经学习篆刻艺术20余年，曾跟随曾默躬等先生学艺，远非一般的生手嫩芽，已经是“一刻印家”矣。他拜师齐白石的真实目的是想使自己的篆刻艺术有所突破。据齐白石《三百石印斋》自序云：“年七十一，门人罗祥止欲穷刻印之绝法，愿见当面下刀，余随取自藏之印石，且刻且言，祥止惊，谓如闻霹雳，挥刀有风声，遂北面执弟子礼。越明年，余中英继至，亦有祥止之愿，余一时之兴致，不一年，将所有之石刻完，实三百之数过亦。其刻成之功，实罗、余二生。”
一年后的1933年11月22日，白石老人在《祥止印草》序言中写道：“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删除古人一切习气而自立，痛耻世人为维阳：台工伪铸汉印所愚，行高故众非之，独罗祥止从游七年，直得神理。祥止好读书，喜游览，尝**求师友。壬申来旧京欲谒余，无由入，先访乡人李君常荐识李苦禅，求苦禅作荐，始得相见。祥止自言曾受业于曾夫子，今道隔**。篆刻之道，不进则退，欲事余为师。余曰成都曾默躬为余神交友。王治园为余未曾相识之知己。姚石倩、余影厂皆为余弟子。余与西蜀人士之缘，何众且深也。诺以门客待之，祥止北面执弟子礼。一日问余去向，余指以宽宏大道，纵横行去，必青胜蓝。祥止肯费苦思，尽善则止，且为人赋性直切，闻有不平事则鸣几，余之私淑不独昧恩且故意诽余以自高，祥止能照人肝胆，固知诽余者皆余之受恩私淑，深耻之，不与为伍。北来二年，所刻之印，择其精者，余劝其拓存寄呈曾君必与余同声欢许也。余因序其首。癸酉十一月二十二日，白石山翁齐璜。”(罗祥止将此序石印刊于《祥止印草》，1933年冬，北京荣宝斋出版。此序未见《齐白石诗文集》收录，加之《祥止印草》为私家印本，存世稀少，故附全文。)
齐白石对待罗祥止的态度内心摇摆，时常纠结，甚至有些狐疑。在写下《祥止印草》序言的两个月后，白石老人在私下对罗祥止的评介却是另一态度：1934年1月16日致姚石倩的信中，齐白石忧虑地说：“余中英来平，篆刻《心经》五十余印，字字工稳，真令人可畏。罗祥止虽及余门，一月之中，见余不过一二次。因中英常来借山，祥止常随中英来(借中英常来也)。余揣祥止之为人，对余之礼儿，将来又是一倒戈者，更深矣。”白石老人对罗祥止的抱怨，表面上看是因为罗祥止去齐白石家的次数太少了，但归根结底是害怕罗祥止“倒戈”。
到了1937年，罗祥芷已经彻底赢得了齐白石的信任。齐白石在作于1937年的《马夫图》(李燕先生收藏)上题跋曰，“吾之借山门下客多矣，知余者惟李苦禅、罗祥芷三数人耳！”在这里，齐白石语气之坚决，态度之肯定，已与数年前迥然不同。
李先生说，“罗祥止大约是在三十年代为齐白石捉刀治印的，我生已晚，未能与罗祥止师叔谋面。”
到了四十年代，为齐白石捉刀刻印的人是刘冰庵先生，他后来与李燕先生有过很多交往。
刘冰庵(1910—1973)，名庆祚，字祉绵，号冰庵，辽宁熊岳人。1933年，经李苦禅的介绍得以拜齐白石为师，学习书法、篆刻、绘画等。白石老人认为刘冰庵“少年人之作浑似老手，将来要享大名。”遂成为白石老人喜爱的弟子之一。齐白石曾破例为其精绘《冰庵刻印图》，图中远山古树老屋之中一人伏案制印，全图清、静、幽、远，一画成谶——“刻印图”几乎成了刘冰庵一生醉心印石的生动写照。
1947年，刘冰庵被调到兰州市邮政*工作，临行前，白石老人在一张与刘冰庵合影照片的背面题道“齐白石高足冰庵长相见”，并以此相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失去正常工作，生活非常困苦。1962年至1965年间，经李苦禅先生与梁黄胄先生的推荐，刘冰庵受聘于中央美院中国画系，任书法、篆刻老师。因为李苦禅与刘冰庵是师兄弟，闲暇时，他们相互走动得很多。
而李燕先生自1958年就读中央美院附中，1961年考入中央美院并于1966年毕业，与刘冰庵师叔的交往颇多，其中，他在中央美院读书时，刘冰庵先生就是他的授课老师了。
李燕曾经学篆刻、雕刻印纽，得到了刘冰庵先生的教导，刘先生亦为李燕治印两方。
在李苦禅的家里，刘冰庵亲口告诉李燕，他自己为齐白石老人捉刀刻印的那些往事。
刘冰庵告诉李燕说：“那些年里，我一没事儿就去白石老人家，问老师‘有活吗？’老师忙不过来的话，就指指窗台，说‘有活。’窗下有一个盒子，里面摆着石材章料，再下面是收活的单子，上面写着某人要刻什么印。于是我先去看单子，然后找石头，再让老师看看对不对，别把客户送来的石头张冠李戴了。齐派篆刻是不用印床的，我就一个人坐在‘白石画屋’的台阶上，以免石渣落在屋里，左手握章料，右手凑刀，一刀一刀地刻。刻完之后，打好了印样，送白石老人过目。老人看了印样，再看印石，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就略加修改，然后刻边款。我们弟子捉刀，边款上‘白石’二字是绝对不许代刻的，这是规矩。”在场苦禅先生对李燕说：“当年你冰庵叔叔就是这么，又帮老师治印，又向老师学治印的。”
齐白石一生非常勤奋，起早贪黑地作画刻印，拼命挣钱，这是因为他一生先后娶了两房妻室，生育了七子五女共12个孩子需要他抚养，经济压力很大。
齐白石成名之后为人治印，首先确保的是两类人，一是关系亲近者，二是出价高者，必定是他亲自凑刀。为其他人治印，是否要让学生捉刀？要看他手头是否过于忙碌。
李先生说，“早些年我有缘看到了一个本子，里面就有学生替齐白石刻印后打的印样。如果齐白石不满意，老人家就会自己动手去修改，然后在这个修改前的印样旁边再打样，留作底。”它记录了白石老人与弟子所治印章的篆刻过程，实在是一本很特殊的印谱。这个颇具研究价值的本子，李燕坚信它尚在人间，只是收藏者现在不愿意拿出来而已。
李燕先生说，“齐白石一共给父亲李苦禅刻了六方印，还给我哥李杭刻了两方。由于我年岁太小，还没来得及得到他老人家的恩赐，白石老人就驾鹤西去了。”
李苦禅是刘冰庵的大师兄，也是恩人。李苦禅所用的大部分印章都是刘冰庵刻的。
李燕说，“罗祥止先生只为我父亲刻过一方印，是半圆的‘禅’字印。父亲其他的常用印，大多是刘冰庵先生刻的。”
罗祥止与刘冰庵治印，继承着齐派的风格，也就是齐白石的单刀冲刀法，不用印床，单刀切入，充分利用石材的自然性质走刀，形成了独特的金石之美和撼人气势。李燕先生说，“我曾经比对过罗祥止与刘冰庵两人为白石老人捉刀篆刻的印章，大的风格是一致的，略有不同者，罗祥止的印更厚重些，而刘冰庵则显得略秀气一些。”
齐白石的弟子中，刘淑度治印也有名，因此有人怀疑刘淑度早年是否也曾替老师捉刀治印？
李先生断然否定。他说，“我父亲心胸磊落，什么事都不藏着掖着，我跟随他老人家数十年，这些事不可能没有一点耳闻。再者，刘淑度是我父亲介绍进入齐门的，最了解她，我父亲晚年还带我去刘淑度家。提到她学治印很刻苦，她曾为鲁迅治印两方，但由于她是女子，她的腕力难以为齐翁代劳。”
刘冰庵也是古道热肠之人，他最出名的弟子是黄胄。想当年，黄胄欲调往北京工作，刘冰庵为此四处找人，热心举荐。据说，他一生为黄胄治印有数十方之多；在书法、篆刻方面，刘冰庵的弟子有于福谦、刘铁宝(冰庵先生之侄)等人。
漫画家华君武先生曾经说过，“我很喜爱他给我刻的印章，人很好，63岁就故去了，太可惜了！”
李燕先生说：“冰庵师叔为人正派，性格直率，对艺术刻苦认真。当年他所在单位硬是把这位老实人划为‘右派分子’，其实他连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单位只是为了完成抓右派的百分比的‘**任务’而已。拉他去采石场干重活，把胳膊摔断了才离开，但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至文革开始，他又被所居街道与中央美院的造反派残酷批斗，抄家。他当时穷得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在美院中国画系办公室亲眼看到时热泪难禁，因为这几件他引以为宝的是：白石老人赠送给他的两把篆刻刀。苦禅老人与黄胄推荐他工作的亲笔介绍信。两方他刻的齐派印章‘长白山民’‘强项不屈’(他曾对我说，‘有多大的冤气都用在刻印上了！’)还有一副白石翁赠他的画，非常特殊，画上画了一把刃上有血的刀，题了满幅的字，记录的是冰庵先生之妻为给婆婆治病，自愿割下身上的一块肉当“*引子”……白石老人闻之含泪做了这幅画。历经浩劫，它已下落不明。”
“冰庵先生病危，刘婶送他到时称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求治，但造反派医生不给‘右派分子’看病，他只得躺在走廊里，在弥留之际最后说出了一句话‘我只想再见苦禅二哥一面’刘婶说‘你还不知道二哥的脾气吗！我要把他请来，他不定会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呢！这岂不是连累了苦二哥吗？’冰庵叔叔再没说什么，就此冤离人间。此后苦禅老人才得知噩耗，捶胸顿足，痛哭不已。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在老人面前提及冰庵叔叔，怕老人难过。但父亲老年作画，多用冰庵叔的治印，钤用时往往会喃喃自语，‘这是冰庵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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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星野书画社获湖南省大学生书法联合会先进集体 - 湖南科技大学新闻网
为加强湖南省大学生书法联合会与各高校书协之间的联系，增强团队凝聚力，12月21日下午，由湖南省大学生书法联合会主办的第十四届湖南省大学生书法联合会年终表彰大会在长沙环保职业技术学院多功能厅顺利举行。大会宣布我校星野书画社获先进集体称号，星野书画社18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专业的刘卯辛被评为先进个人。
星野书画社副社长18级潇湘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张冠英，作为湘潭地区高校代表发言。张冠英向到场人员介绍了星野书画社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办社理念。“星野书画社在发展的二十五年历史中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我社秉持着“传统为主，创新兼之”理念，大力推行社团活动，囊括日常活动、特色活动、重大活动、外联活动、校内外比赛活动五大板块。”张冠英在大会中讲道。此外大会任命张冠英为增补常任理事。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南书法年鉴》主编罗健认为，大学生要把精力的百分之六十放到专业学习上。罗健强调了坚持的重要性，他说：“湖南省大学生书法联合会创办至今经过了一届又一届各高校热爱书法的同学的共同努力，希望各位同学可以一直坚持下去把联合会创办得越来越好。”
随后与会人员一同欣赏各高校代表准备的啦啦操、魔术等节目表演，其中我校Latin炫舞团带来舞蹈《我的新衣》，动感的舞步配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引得现场掌声连连。互动游戏更是将大会气氛推向高潮。成语接龙、你画我猜、抢凳子……各高校代表纷纷上台互动，笑声充满了整个会场。
星野书画社社长17级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曹华表示作为社长，今年星野第二次能够获得先进集体离不开社干的积极协作，吃苦实干。感谢老一届社干的指导和帮助，关注着星野的发展。“去年和今年我们连续举办了两届巡回展，也是集大家之心力，才能有现在的成就。我们不能骄傲放松，要把中华传统文化，把星野书画社继续传承发展下去。”
据悉此次表彰大会共有29所省内高校派代表参加，大会主题为“追求书法梦想，无悔翰墨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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